上海发布大雾Ⅲ级预通报

对重大反革命案和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提出处理意见。

法律合法性表示社团由于满足了法律规则而获得合法性。[2] 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理论基础》，26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在德国理论界普遍主张一个政党的成员在其所属政党内，仍旧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基本权利，而免受政党之内部规章的限制，但其所持的理据并不相同：[1] 一种意见认为，党员与政党的关系，等同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因此宪法关于人权的条款应直接在政党内实施。的确，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是内在的东西，任何强力、外力都不能强制。所谓社会合法性表示社团由于符合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等组成的民间规范而具有合法性。钩沉政党的发展历史，政党制度与宪政之间存在显见的分殊与契合的关系。从最早的英国自由大宪章对贵族人身自由的正当程序保障，到法国人权宣言主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不追溯既往、没有正当程序或正当理由不能对公民逮捕、搜查等，以及到现代各国宪法都把人身自由保护作为宪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精神，这些都表明了宪法是公民自由的宪章，同时也排斥了背弃宪法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一切可能。

而大多数学者主张基本权利条款在政党内部的适用，来自于宪法关于政党内部秩序必须合乎民主原则的规定，借由这一规定可以推导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对政党有拘束力。你的自由止于国家的不自由，你的权利之所至，国家的义务之所至。

有见过不听人的使唤甚至自定自由、正义反过来教育人、使唤人、改造人的国家，最终给人带来福利的吗？同样没有。违背社会平等信念的先优理论无论是借助阶级、民族，还是借助国强、民富，自此露了真面目，彻底走入穷途末路。1982年宪法138条，没有一个条文是规定国家不能干什么，应当干什么的，宪法只对地方、组织、团体、公民、个人 不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 这些小玩意儿做出了36个规定。换一句话说，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四部宪法没有任何一部对国家不能什么都干，国家干什么必须明确这样事关国家稳定、人类幸福的大事，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

从过去国家运动不断、思想汇报无穷、宏观调控无止境的具体情况出发，我们首先应当从稳定国家开始，明确界定国家不能干什么，应当干什么这一切，对于一个地层下早已风化了的２１岁的冤魂——聂树斌，有多大的意义？这一切，对于一双失去２１岁儿子（天大的冤死），顶着恶名苦捱十年的白发老人，有多大的意义？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ｉ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ｎｉｅｄ）。

至今，它已成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宪法性规则，被世界各国宪法和刑事法典确认并具体规定之。无罪推定得不到充分贯彻在刑事诉讼中的表现就是：重视口供、刑讯逼供，变相拘禁，先定后审，超期羁押等。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在我国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1款）、《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2款）等联合国法律文献中均有确立。

更重要的：无罪推定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而不是国家工具 处置的客体对象。无罪推定衍生两大刑事规则：疑罪从无规则——疑罪,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可能，一叠国家赔偿金将会送到你父母的手上。香港《基本法》第四章第八十七条和澳门《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九，均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

（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陈卫东 郝银钟）其核心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强弱悬殊对比态势下，防止以国家的义，运用法律强制手段，侵害甚至剥夺个体自由、财产、生存权益的危险，变为事实。法律伤害了一个人的权益（特别是生存权）的时候，它也就伤害了所有人的权益。

因此，无罪推定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为被追诉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定的法律基础，并成为任何人受到无根据或不公正定罪的重要障碍。和控方举证规则——控诉机关负有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被告人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可是以法射来的子弹就要毁灭你的生命，这一刻，你在想什么——可能，不久的将来，一纸法律文书就会推倒强加在你头上的罪名。如果不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明天将会——难道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人类社会从蒙昧、专制到逐步走向文明、民主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刑事被告人从诉讼客体逐渐具有诉讼主体性的演讲过程。聂树斌的死使我决定以笔替21岁的兄弟喊几声冤。因此，在我国确立无罪推定的宪法地位和刑事法系的具体规则，对于彻底纠正司法弊端，杜绝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乃至社会公正，最终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国家法律理念，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但是，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以至今后还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却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

我认为，无罪推定作为宪法原则并在刑事法典作明确具体规定，是时候了——） 进入专题： 聂树斌案 无罪推定 。它不仅对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科学化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以人权保障的基石而成为专制擅断走向民主公正、愚昧落后走向科学进步、尊重人权、彰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标志。

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将无罪推定作为法律原则明确载入《人权宣言》 ——任何人在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无罪处理。

杜培武案、孙万刚案、李久明案使我一次次拿起笔，又放下。如果任何人在未被证实为无罪以前，法律也同样不承认其为无罪公民。

无罪推定的价值趋向度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追诉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那么，上至共和国总统，下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岂不是都会有被归于犯罪嫌疑人的危险? 昨天，聂树斌们在以法射来的子弹面前，无法证明自己的无罪。因为，法律不能保护一个人的时候，它也就不能保护所有的人。其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等皆由此决定。

（孙志刚《墓铭志》）2005年3月22日凌晨（91年作本科论文所选课题就是无罪推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论述.指导教授说在学院档案库早期学生论文里可能有几篇，最终一无所获」中国的法治建设有自己的特点，也要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

律师素有「天生就应该是立法者」之称，律师参与政治当是再自然不过之事。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北京泰福律师事务所一直在为两件大事奔忙：为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关于尽快制定〈城市房屋拆迁法〉的议案》，为全国政协委员准备《关于保障居住小区业主委员会依法运作、建立和谐社区的提案》。

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写道：「凡是法治发达国家，律师们的用武之地都不仅仅限于司法领域。协调利益解决冲突美国历任总统中曾担任过律师职务者占一半以上。

他们在更广泛的社会事务管理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好在这六名代表在十届人大中再次当选，且又有几名律师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法律界人士将这一变化称为「历史性突破」。在这方面，律师往往具有过人的专业技巧，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如今的政治，极大程度上是在公众之中利用言辩和文字来操作的。（《大公报》2005年3月11日） 进入专题： 律师 。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参议院中，律师出身的参议员竟高达60％。」概括地讲，律师参与政治主要有两大优势：其一，完整而专业的法律教育培养了律师思考问题和观察社会的独特方式，以及在繁纷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面前明辨是非得失，并对由财富、权力、荣誉等的分配引起的各种冲突作出符合社会正义的选择的能力，这种以协调利益、解决冲突为拿手好戏的素质和能力，是优秀政治人物必备之才能。

无论是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亲自参政议政」，还是为人大代表准备议案、为政协委员准备提案，还是像两年多前重庆的12名律师起草《重庆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并获人大审议通过那样由律师独立参与立法，都发出了律师界的一个强劲的声音：中国律师需要以积极稳健的姿态，迈出政治参与的坚实步伐。增强文字的效果，恰好是适合于律师来做的工作，而不是完全适合于文官的工作。

「广大律师不能亲自参政议政」，萧太福律师所言不虚，律师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政治，长期以来并不多见。例如，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创立，便得力于杰斐逊、汉米尔顿等一批律师的卓越贡献……在作为民意代表和立法者的国会议员中，律师更占据着不可思议的高比例。